《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卞小贞现场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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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这一日，从熙熙攘攘的城市到空静偏远的乡村，从懂事的孩童到白发苍苍的老人，眼泪如汪洋大海决堤。撕心肺裂的哭喊撼不动主席的回归，国家的命运牵动着亿万儿女的心，毛主席不在了，这突然而至的消息把全国人民都打蒙了，没有了毛主席，我们怎么办？
海政歌舞团曲作家王锡仁在临时用塑料布搭的防震棚里，沉浸在主席逝世的悲痛中，为国家、为自己的命运踯躅、彷徨。他手里捧着团里词作家付林刚写好、交给他的一首怀念毛主席的歌词，把身子凑到一闪一闪、忽明忽暗的蜡烛光下，想要借这微弱的火光看清稿子，奈何四角用绳子歪斜支撑着的低矮塑料棚四面透风，一星烛光怎抵得住秋风秋雨！淅淅沥沥的雨水滴答滴答落在接水的盆里、碗里，敲在王锡仁的心坎上，好似海浪波涛震耳欲聋。王锡仁难以平静自己翻江倒海的思绪，他拿起稿子、笔，开门朝团里办公楼走去。身后传来妻子“你干什么去”的问话，王锡仁没有停也没有回头。到了办公室，他摸黑拉亮电灯，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椅子上有没有灰尘他看也没看，把桌上的灰尘向四边吹了吹，用手抹了抹，把稿子铺上，点着手里的香烟，举在空中，凝视着香烟飘起一圈一圈的烟雾。此刻，他竭力让自己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眼睛集中在付林写的稿子上，很快觉得自己进入了角色。付林的词写得很好。主席的辞世，就像自己家的老人走了，除了悲痛，更是思念。王锡仁觉得一定要把这种思念、感怀的意境表现出来。他决定抛弃“文化大革命”以来歌曲作品高、硬、尖的要求，要特别表现出一种柔情，绝不能是呐喊、狂呼。付林写的词太合自己的意了，自然平和。他忘了随时让楼塌地陷的余震，旋律随着眼泪流淌……第二天早晨，他走出大楼，迎着满天朝霞，向人们捧出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动人旋律。
海政歌舞团立即调集了全团的骨干力量排这部合唱作品，排练后，先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再到中央电视台录像，然后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拍了新闻纪录片。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天桥，当时缅怀、歌颂主席的作品，都是很悲痛，这首抒情的旋律从歌词到曲调都自然平和、朗朗上口，朴实得就像说话一样，一改歌曲唱起来硬、高的调子，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惊奇和喜悦。第一次听到这样柔美的旋律，观众都觉得只有这首歌才能表达自己对毛主席的真情实感，大家长久地伫立原地，品味这首歌，觉得毛主席没有走，就在我们身旁。
词作家付林在回忆自己的这首“最得意之作”时说：“就想写出一种毛主席还没走，还活着的那种感觉。”歌曲不是要简单、单纯的去变现一种悲情、沉痛，而是想回归一种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敬仰，这种真实感情的流露，是一种很平实很朴素的想法，他把自己对毛主席这种无限热爱和敬仰之情写了出来，完全摒弃语录似的口号，所以，这首歌一出场就得到群众的认可。
海政歌舞团排练这首歌时，年轻歌唱演员卞小贞是领唱。卞小贞出生在安徽芜湖，在长江边上长大，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艺术训练，但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嗓音，考进了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又成为海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对于这首歌曲的记忆，卞小贞说起当年录音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那个时候录音艰苦，设备不好，就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也没有电视。一个大厅里面，乐队和录音同步进行，唱了两三遍之后就不敢再唱了。”卞小贞为何不敢唱了，她解释说：“多不好意思啊，那个时候录音不能像现在一句一句地接，只能一遍一遍地录，乐队和人声同步，分不开，所以必须要精力集中，把声音和感情调整好，一步到位，不然录多了，自己和别人都累。”
当30岁的卞小贞抱着孩子在收音机旁听到自己演唱的声音时，又惊又喜。那是一个不突出个人的时代，在电台里播出的歌曲，都不播演唱者的名字。而就在《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播出之后，电台的电话铃声此伏彼起，无数听众打电话询问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在广大听众的要求下，广播电台少有地播出了演唱者的姓名，卞小贞很快收到群众如潮的来信，感谢她唱出了自己对毛主席的心里话。《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从此和卞小贞这个名字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她的保留曲目，每次演出都有观众要求卞小贞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好的音乐作品不是刻意包装出来的，而是用真情实感唱出来的，是时代造就的。”卞小贞说，“那时我是带着对亲人的怀念和对领袖的崇敬之情去唱的。当时毛主席刚刚去世，人民对他的感情特别深，那种心情是全国人民打心眼儿里发出来的，非常符合人民的心理。现在一个歌手发一首歌曲要多少万来包装，而那个时候在那个大背景下，是时代、人民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包装’出来的。”只要观众还要求，我就要一直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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