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代，关于《武训传》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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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底上映的历史题材传记电影《武训传》，通过叙述武训行乞求学、兴办“义学”的事迹，表彰了反映“旧社会贫苦农民文化翻身的要求”的“武训精神”。影片开始受到了不少肯定，但很快，《文艺报》发表贾霁的批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社论一发表，一场全国范围的大批判运动随之展开。编导孙瑜、主演赵丹以及称许者，数十人被公开点名批评，他们不得不作出检讨。社论中提出的所谓“根本的性质”的问题，就是要求文艺必须以阶级观念为标准评价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文艺作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并不由历史本身决定，而必须以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价值与标准予以重新厘定。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进一步强调了1949年之后的文艺界以政治标准评判艺术问题。随后，1951年8月8日，周扬发表《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一文，对这场批判进行了总结。关于《武训传》的“讨论”，是中国当代文艺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起点，开了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文艺批评的
先河。
电影《武训传》的一个关键是主人公的知识分子身份。如何表现知识分子、如何表现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是被严格规范的。
与此相呼应，1951年还发生了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这部家庭生活、婚恋爱情题材的小说，由于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知识分子身份的丈夫与农民出身的妻子之间的情感关系的复杂性，而被认为是表现了“玩弄人民的态度”“新的低级趣味”，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迎合了“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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